最早出口欧洲的中国瓷器
中国的陆海丝瓷之路，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延伸至中亚、非洲和欧洲，这一事实已被古籍和出土文物所证实。然而，关于瓷器何时传入欧洲和相关证据的问题，各种文献记载并不明确。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我们大家可以得出一条初步的脉络，以供进一步探讨。
夏鼐先生（1910.2—1985.6）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他精通英文，对法文也有一定了解。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于1941年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
1977年10月，夏鼐先生组织了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参观了大量古迹和博物馆。他在1962年9月、1963年初和1978年8月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古代中非和中伊（朗）交往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我们认识中欧瓷器交流的重要指南。
根据夏鼐的研究，伊朗德黑兰市南郊和东北部以及埃及开罗古城都发现了晚唐时期的中国瓷片。在1168年，为了抵御欧洲十字军的劫掠，埃及开罗古城实行了焦土政策，直到13世纪中叶才恢复。至今，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瓷器和碎片。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惠勒曾表示：“十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这指的是坦桑尼亚的古城。截至夏鼐文章发表时，该国46处古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的存在。
元朝时期，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在他的游记中提到，中国瓷器的出口范围远至他的故乡摩洛哥。至今，在东非、北非和西非地区，都发现了晚至17-18世纪的瓷片。据记载，“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塔纳湖的一个岛上的古代教堂内，一个精美的明代瓷罐装盛着死于1597年的国王顿加尔的内脏”。
夏鼐论文的最佳注解，无疑是震惊全球的“黑石号沉船”考古发现。这一发现比夏先生的论文晚了30多年。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附近海域的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的沉船中，发现了6.7万件中国陶瓷，因此将其命名为“黑石（礁）号”。其中，5.75万件是湖南长沙窑的瓷器，还有越窑、邢窑、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的瓷器。这艘帆船是九世纪初从中东到中国装货，然后前往伊朗阿拔斯王朝尸罗夫商港的阿拉伯单桅缝合帆船。大部分出水瓷器完好无损，现收藏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此外，该船按1:1的比例仿制保存。
这些出水瓷器上书有窑口、铭文和题词，因此能推断它们是唐代“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826年）以后外销的。其中，有唐皇室专用的“扬子江心镜”，署时为“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件长沙青瓷碗心书有“茶盏子”，表明外销已开始对茶具的需求；瓷器上还写有“言满天下无口过”“绝上”“美酒”“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广告语；许多瓷器上书有阿拉伯《古兰经》的文字和图形，这表明与阿拉伯地区的瓷器交流已有很久了。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船上有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盘，这证明唐代就有青花瓷外销，比人们一致认为的元代青花瓷外销早了500年。
这些瓷器被认为是最早的外销瓷，它们被销往东南亚、伊朗、伊拉克和非洲，并通过阿拉伯地区倒手进入欧洲。专家从器物中判断出陶瓷史上的多个第一：发明烧制铜红釉，开创彩瓷史；创新模印贴花技术；创造釉下彩绘；以及陶瓷上最早的商业广告实例。这些器物与夏鼐先生的文章相吻合，充分证明了学者们的专业水平。
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北京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专题展（2018.6.9—8.19）。展览中展出了许多意大利国宝级珍藏，这些展品证明了早在1257年，意大利就慢慢的开始涉足丝绸贸易。此外，在1314年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收藏清单中，也有关于丝绸的条目记录。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还珍藏了一份1362年的公证书，该证书显示当时位于佛罗伦萨与卢卡的两家丝绸厂分别向一家注册商业公司购买了中国丝绸，而此公司又向威尼斯贵族和商人贾科梅洛·贡杜尔梅购买了中国丝绸。这些证据说明，大宗中国商品已能顺利到达意大利，这为后来中国瓷器进入欧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根据西班牙考古发现，从711年到1495年，从北非入侵并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他们在此建立了阿尔梅里亚、阿尔巴拉辛等多个独立的小国。在这些国家的6个古堡和宫殿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9至12世纪的中国白瓷和青瓷碎片。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13世纪前瓷器未进入欧洲的错误观点。这些瓷器碎片是当时互赠礼品和海洋贸易的见证。
经过观察这些证据，我们不禁要思考：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凯瑟琳公主的嫁妆之一）距离西班牙仅11~15海里；开罗和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人相邻；波斯（伊朗）接壤土耳其，而欧洲的热那亚、威尼斯与非洲和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频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商人并未注意到地中海、红海、亚丁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瓷器。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意大利的商人和水手已经接触并引进了瓷器，只是它们并未进入宫廷或史家的视野，因此典籍中没有相关记载。通过研究欧亚皇室、宗教领袖与瓷器的关系，我们大家可以领悟到许多道理。